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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過程，也是思想解放的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內外反響熱烈。近期有篇文章《改革必須走出理念陷阱》（以下簡稱《改》文），提及有些“理念陷阱嚴重地阻礙著我們的改革。”其中第一個理念陷阱，就是“中國模式論”。《改》文認為“我們35年的高速發展是因為后發優勢”，“我們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增長得快并“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改》文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但其邏輯和觀點值得商榷。

　　一、中國經濟奇跡是因為后發優勢還是體制優勢？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大量剩余勞動力、高儲蓄率、巨大的技術差距？還是我們采取了市場經濟導向和發揮好政府作用的發展戰略和體制機制？是因為后發優勢還是體制優勢？

　　實際上，中國經濟奇跡是后發優勢和體制優勢的結合，是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二者缺一不可。后發優勢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并不意味著存在后發優勢就一定能夠實現經濟起飛，只有體制優勢才能把后發優勢所蘊含的增長潛力釋放出來。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能實現高速增長，長期在“低收入陷阱”的泥潭中掙扎。非洲的經濟體都具備后發優勢，為什么就不能像中國一樣起飛？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有后發優勢，為什么也不能起飛？原因是，1978年以來，中國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稅制、國企改革、加入WTO等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形成了體制優勢，啟動了起飛的按鈕，并保持高速增長30多年，成功邁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再往“根”上說，所謂的中國體制優勢，就是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找到了一條成功追趕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日本、韓國等都曾經找到過。1978年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之前我們不尊重規律，之后我們尊重規律，所以我們就有了體制優勢，就能把后發優勢所蘊含的增長潛力釋放出來。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有的話，就是尊重客觀規律、發揮好主觀能動性的成功追趕模式。

　　二、是不是曾經成功追趕的體制就不需要改變？

　　進一步地講，是不是追趕型體制就比領先型體制差？顯然不是，這跟發展階段有關。什么是最好的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市場經濟？國際經驗表明，合適的就是最好，適合發展階段的就是最好的，永遠都不能脫離歷史來看問題。領跑者只有一個，大多數都是追趕者或者曾經的追趕者，當年美國追趕英國，日本追趕美國，韓國追趕日本，都采取了成功的追趕模式，才躋身一流國家行列。即使一流國家之間，制度和優勢也不盡相同，美英服務業強，德日高端制造業強，都是成功的，文明沒有終結模式。

　　那么，是不是曾經成功追趕的體制就不需要改變？也不是，追趕成功并不意味著轉型成功，所以會有“中等收入陷阱”。追趕型體制和領先型體制最根本的區別在于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在資源配置方面，追趕型體制需要政府之手強一些，而領先型體制需要市場之手強一些。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應了時代的要求。

　　三、從奇跡到成熟：中國新一輪改革的任務

　　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均經歷了“從起飛到降落、從追趕到領先、從奇跡到成熟”的發展過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具有規律性和必然性，是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跟前沿國家技術差距縮小、耐用消費品和住行消費需求接近增速峰值等供求條件發生結構性變化的必然結果。

　　近年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潛在增速下降的系統性結構特征。從要素供給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10年開始下降，絕對規模也開始減少，跟前沿國家的技術差距縮小，面臨由模仿到原創的轉變；從需求看，人口結構決定的房地產投資需求長周期拐點臨近，汽車消費由高速增長期進入普及期，居民消費向服務類升級；從產業看，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高端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快速成長；從區域看，東部地區經濟增速率先下臺階，面臨轉型升級壓力。

　　增長階段轉換期，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需要建立新的體制優勢來釋放新的潛力，這正是新一輪改革的任務。當前在增速層面，需要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在產業結構層面，需要由重化工業為主向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升級；在需求結構層面，需要居民消費由生存型向發展享受型升級，政府支出由投資性向公共民生性傾斜；在要素供給層面，需要由人口數量優勢向人力資本優勢升級，由技術模仿到技術創新轉變。實現上述轉變，最根本的是需要完成制度轉變和改革創新，完成由政府主導的追趕型模式向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成熟市場經濟模式轉型。只有通過改革完成最深層次的制度轉型，建立新的體制優勢，才能夠實現要素優勢轉變，滿足需求升級，培育出新興主導產業集群，釋放出新的增長潛力，進而實現增長階段轉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任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