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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最直觀的變化是經濟增速換擋，但本質特征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帶來的是我國經濟發展向更高階段邁進的戰略機遇。正如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所指出的那樣，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

　　經濟趨穩向好的態勢更加明顯。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主要經濟變量關系深刻調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看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新變化？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下行是挑戰，更是倒逼轉方式調結構的重大機遇。經過近年來堅持不懈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特別是2016年以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運行發生多方面積極變化，工業品價格指數由負轉正，工業增加值增速止跌回升，企業利潤由降轉升。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的態勢更趨明顯，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在經濟總量基數不斷增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連續8個季度保持在6.7%—6.9%的區間，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中國經濟穩中向好態勢提振了世界信心，也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宏觀政策目標拓展了空間。

　　結構調整深化帶動質量效益提升。用新常態的大邏輯觀形勢謀發展，不能只看增長率，更要看經濟結構變化和質量效益改善。從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看，今年上半年，消費持續成為經濟增長主動力，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4%，穩居“三駕馬車”之首；服務主導的經濟特征更加明顯，服務業增速穩定高于第二產業，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提高到54.1%；適應消費升級的行業快速發展，工業機器人(22.520, 0.23, 1.03%)、城市軌道車輛、集成電路、太陽能(5.770, -0.01, -0.17%)電池、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產量分別增長52.3%、31.6%、23.8%、21.6%、19.7%；傳統行業內部組織結構改善，水泥、造紙、挖掘機等行業前十名企業市場份額較2012年分別提高約31、5.2和17.2個百分點。從質量效益改善看，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2%，為2012年以來同期最高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3%，比同期經濟增速快0.4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增速加快，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9.8%，比去年同期提高2.7個百分點。這些積極變化表明，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努力使下行壓力轉化為轉方式調結構的動力，就能引領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推動經濟發展進入提質增效新階段。用新常態的大邏輯觀形勢謀發展，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既要看到成績，也要看到困難，更要堅定信心、迎難而上，開辟新的發展路徑。當前，全球經濟繼續復雜變化，主要經濟體呈現溫和復蘇態勢，但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仍在持續，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逆向調整有可能引發全球資產重新配置和金融市場波動，美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仍可能帶來外部沖擊。我國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經濟提質增效的動力仍顯不足，企業效益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由價格上升帶動，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行業企業地區分化的態勢仍較明顯，實現可持續中高速增長仍面臨挑戰。對經濟運行出現的新變化，要保持戰略定力，按照新常態的大邏輯，堅定不移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增強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新供給力量，推動新供給進入擴張周期，鞏固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推動經濟發展進入提質增效新階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宏觀經濟管理向何處去？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如果再像過去那樣，主要采取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不僅難以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還會加劇產能過剩，降低投資效率，提高債務杠桿，使經濟循環受阻。因此，必須將經濟工作的重心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結構性改革上找出路、想辦法。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那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發展企穩向好。去年以來，從“三去一降一補”著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展開，對推進供給結構優化、質量效益提升發揮了關鍵作用。過剩產能繼續化解，在2016年超額完成鋼鐵、煤炭去產能目標任務的基礎上，到今年6月末，鋼鐵去產能5636萬噸，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煤炭去產能1.11億噸，完成年度目標的74%。房地產去庫存持續推進，到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下降9.6%。去杠桿取得初步成效，宏觀杠桿率趨于穩定，企業資產負債表繼續改善。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增速降為9.6%。5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降成本力度不減，陸續出臺減稅降費措施，預計全年可為企業減負超過1萬億元。補短板更有針對性，上半年生態環保、教育、水利、交通投資分別增長46%、17.8%、17.5%和14.7%。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需關系，加快了市場出清，對工業企業盈利改善起到重要支撐作用，引領經濟發展企穩向好。實踐證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經濟新平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盡管表現形式不同，但根源都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為有效應對重大經濟結構性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拓展新領域、豐富新內涵。針對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傳統產業盈利能力下降等問題，明確要求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質量和工藝水平，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針對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金融風險不斷聚集等問題，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抑制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和穩定。針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高房價和高庫存并存等問題，加快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解決重大經濟結構性失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新路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習近平同志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加強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當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建立企業退出機制，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加快形成產業升級機制，以資產重組、資本整合、產業融合為路徑，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農業“接二連三”、傳統產業嫁接新技術新模式，真正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加快健全創新激勵機制，鼓勵知識創造，嚴格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技術前沿拓展和技術擴散，真正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都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將之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穩中求進，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態度。歷史經驗表明，脫離實際，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則不達。只有堅持穩中求進，才能更好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當前，保持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把握好節奏、時機、力度和平衡，注重松緊搭配，加強統籌協調，增強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加快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措施，增強企業獲得感。有效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嚴監管、去杠桿之間的協調配合，把握好去杠桿的力度和速度，既要防控金融風險、避免杠桿率過快上升，又要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供應量，保持金融體系流動性適度穩定。

　　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也要看到，在國際國內因素綜合影響下，金融風險集聚釋放的壓力也在增大。近年來，我國股市、匯市、房市、債市都出現過波動，各類風險的傳導性也在增強，增大了風險管控的難度。要強化底線思維，加強重點領域風險排查，在保持經濟和金融總體穩定的前提下，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避免風險過度聚集，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風險是挑戰，也是倒逼轉方式調結構的機遇。要創新風險管理體制機制，推進風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更加注重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預期管理。特別是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宏觀政策的外溢效應增大，市場主體對政策信號更加敏感，市場預期管理的重要性明顯上升。穩定市場預期，要求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與市場主體溝通，增強引導預期的能力，但最根本的是堅持改革開放，深化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等基礎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當前，要更加重視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市場主體信心。